这几天满屏都是在谈英国首相提出的“社区免疫“（Herd Immunity）的观点。（注1）

英文原文中的“Herd”指的是牧人管理的“羊群”或“牛群”。所以有人把这个词翻译成“牛群免疫”或者“羊群免疫”。还有人索性翻译成“畜群免疫”，未免有些过头了。 我在这里把它翻译成“社区免疫”可能更加好理解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毕竟是人的问题。

英文中的“Herd Immunity”和我们知道另一个常用的词“Herd Effect”在医学上，尤其是免疫学上的意义非常接近但是稍有区别。 “Herd Immunity”指的是由于天然感染或者人工免疫后对这个人群产生的免疫结果。而“Herd Effect”通常指的是在人群中对一定比例的人进行免疫后可以产生对整个人群的保护作用。

无论如何描述，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群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产生了免疫力，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便会终止，同时也可以保护余下没有免疫力或者易感人群（比如老人小孩）。 这种免疫人群的比例根据病毒或细菌传播能力有所不同，一般需要达到70-90%以上才能有效。通过免疫或者感染大多数人来终止病毒传播，同时保护少数没有免疫力的人，这就是“社区免疫”的根本意义。

认识到“Herd Effect”，并通过大规模免疫来达到“Herd Immunity”是经过一段深刻的认识过程的。上个世纪初，英国开始给儿童接种减毒麻疹疫苗时，由于接种人数很少，因此防疫效果并不好。一直等到防疫机构认识到“社区免疫”的重要性，强行开展大规模儿童接种后，疫苗的保护效果才显现出来。这也让“Herd Immunity”这个词开始流行。反之，美国曾一度宣布消灭了麻疹。但是由于出现一股“反疫苗”运动，降低了儿童中接种麻疹疫苗的比例，让麻疹在2000年在美国卷土重来。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社区免疫”的重要性。

但是新冠病毒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研发出有效的疫苗来建立“社区免疫”。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也就引起了国际上不同观点的争议。

中国采取的“社区隔离”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武汉市的确诊人数在封城后马上开始下降。但这其实也是一个老办法。100多年前，中国免疫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马来西亚归国华侨伍连德博士就是用这种方法成功地扑灭了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鼠疫流行。当时的中国民穷国弱，社区隔离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是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切断传染链”的方法。伍博士也通过这次战役给我们留下了沿用至今的“伍连德口罩”。

中国的新冠抗疫经验再次说明“社区隔离”依然是新型病毒流行早期最有效的方法。根据钟南山院士团队的预测，如果武汉封城再晚一点，会多出几十万人感染。而如果封城能早一点，那么感染人数就可能只有1-2万。假如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如果武汉当地的防疫机构能够更早意识到可能的流行，在很小的局部采取严格的封锁隔离措施，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流行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火苗”。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已经成功地扑灭了不少这样的“火苗”。例如不久前发现的内蒙古鼠疫病例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果倒退100年，很可能又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瘟疫。

但是采取“社区隔离”的方法来阻断病毒传播需要有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在病毒传播早期。也就是在“可隔离”期间进行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如果病毒已经进入广泛传播阶段。 “社区隔离”的困难会很大，效果也不会很理想。同时“社区隔离”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的。 中国这次倾举国之力，不惜牺牲经济来扑灭这次疫情，不能不说是一次“悲壮”的壮举。中国成功了。不但全面控制了疫情，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在现代条件下抗疫的经验。

但是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情况却很不相同。其中有防范意识很强，防范措施启动很早的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这些国家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社区封闭隔离”的程度，但是对于疫情的控制也不错。也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伊朗，虽然动手晚了一点，但是采取了中国式的“社区隔离”方法后，也开始看到控制的效果。

这就让英国（也包括德国，美国）政府的做法有些让人看不明白。有人说是“佛系”，有人说是“懒政”。但是英国首相这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也就是说英国国家防疫机构准备采取的是“社区免疫”而不是“社区隔离”的方法。

究竟采用哪种方法，需要看几个基本条件。

首先是看病毒在人群中的流行是否已经超过“可控”范围。例如武汉这次的爆发，如果在去年12月初就开始采取强力措施，这个疾病应该是完全可控的。而等到一月下旬封城时，是否可控已经有很大的疑问。而我们之后被迫采取的举国措施也说明到那时再来控制已经非常困难，在人员，费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成本也非常巨大。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中国也绝不能再经历这样一次折腾。 因此在已经错过这样一个可控窗口期后，英国等国的决定有他们自己一定的考量在内。

其次能不能控制，也要看每一个国家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很显然，欧美等国在这方面相比起伊朗，巴基斯坦，甚至中国都有很大的优势。按照美国CDC的统计，自2010年来，美国每年流感季节的感染人数在900万到4500万之间。住院人数为14万到81万之间，而死亡人数在1.2万到6.1万之间。这个数目其实已经和中国今年的新冠患者人数相近甚至超过。所不同的是，这次新冠的死亡率要比普通流感高10倍以上。因此，即使这些国家承受力强很大， 但是还必须要加强对重症病人的医疗管理。（注2）

是不是因为承受力很好就可以让很多患者自然死去呢？并非如此。 欧美等国之所以比较“佛系”的一个原因就是和中国早期抗疫情况相比，他们现在拥有的武器要多得多。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的希望”是有希望的。日本的临床结果表明，这个药对于严重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治疗效果很好。而这些人群正是这次抗疫需要保护的重点。因此即使有大量重症病人进入医院，可以预料最后的死亡率不会超过预计的1%。

同时，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全民实现“社区隔离”，但是民众自发的“自我隔离”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据说在英国首相宣布采用“社区免疫”方法后，大部分英国民众立马开始“自行隔离”，因为不隔离，就有可能成为“以身试毒”的“羊群”。民众行为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病毒传播。

如果一个病毒可以在早期就被扑灭，或者由于其本身的特点而不能长期在人类中生存，社区隔离会有助于很快消灭这个病毒。SAR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对于有可能长期与人类共存的病毒而言，一时的隔离可以减缓疫情的爆发，但不能解决长期的问题。长期共存还是要靠“社区免疫”。如果英美国家这次可以比较平稳地度过疫情高峰，当病毒今年秋季或明年重来时，这些国家的情况就会好很多。甚至也有可能就是混在普通感冒或流感中而过。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隔离措施严格，理论上讲，在疫情过后大多数人很可能并没有产生相对的免疫力（注3），因此要对应下一次可能的流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普遍接种疫苗。而这个疫苗的研发动作要快。最好是在今年9月份开始接种。因此留给我们研发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究竟哪种方法更有利，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注1， 在英国首相感染新冠病毒，并幸运地从严重新冠肺炎中恢复后，，英国不再提出“群体免疫”，而是采取了严格的社区隔离政策。

注2，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美国这次抗疫意想不到地陷入混乱，到5月份，感染人群已经高达150万以上，而死亡人数也高达10万人。

注 3，有关中国绝大多数人在疫情过后是否已经产生了免疫力需要马上开展流行病学研究。这样的结果对于如何应对今年秋季后可能重新发生的流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