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我们，正在大学生涯的最后阶段。作为被认为是最勤奋的一代大学生，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每天紧张的学习和考试中，恐怕很少人会有时间考虑毕业后的事情。“到哪里去？”，“干什么”这些虽然都还是未知数，但每个人都怀怀有自己美好的憧憬。正像当时极为流行，极为给力的一首歌唱的那样，大家都在相约“二十年后”的重逢和检阅。

也许这批大学生没有想到的是，不但二十年一晃而过，到今天，已经是第二个“二十年”过去了。在这40年里，每个人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情况下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去了不同的地方，干了不同的工作，承当了不同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总结一下这过去40年的人生路，“在哪里，干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像在学校里一样，付出了努力，交上了一份满意的试卷。而这份试卷是否对得起你付出的青春。

这样回顾过去听起来总有点伤感，但是事实上，无论是高潮还是低谷，这段人生中的每一天我们都过得非常充实。也许正是这种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才让你忘却了时间，而当你有一天再一次看到射进窗口的阳光时，才发现原来你的脸上，你的头发里都写满了时间的记录。

《医药经济报》和我们一样，也走过了40年了。我虽然很早就知道了这份报纸的存在和它在中国医药经济界的影响。但是真正和医药经济报合作，却是从2014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大幕揭开那时开始的。肿瘤免疫治疗这个概念像暗流一样涌动已经至少有40年了。一些属于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产品，如抗肿瘤单抗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免疫细胞治疗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而这个领域真正冲出地面，成为奔流的大河却是在2014年初，当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开始显示出临床疗效。这些结果第一次让我们看到彻底治愈肿瘤的可能，从而颠覆了很多人对于肿瘤治疗的概念。

我对于肿瘤免疫治疗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结束博士后研究后，我非常有幸加入了一家刚刚从澳洲国家研究所分离出来的创业公司。而我们研究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治疗性肿瘤疫苗。参加这项研究让我有机会重温了近百年来的肿瘤免疫治疗发展史，并第一次接触到像“克雷疫苗”这样时代穿越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激励我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产品，而是科雷医生严谨的研究态度以及在被主流压抑的情况下坚持开展研究工作的精神。克雷医生本人并没有看到今天免疫治疗的发展，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在自己去世近80年后被誉为“肿瘤免疫治疗之父”。但是他的努力和成果激励了很多后浪。其中就包括他女儿成立的美国“肿瘤研究所”（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CRI) 以及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界的最高奖“科雷奖”（William B. Coley Award）。著名的华人肿瘤免疫科学家陈列平博士就因为他所开展的有关PD-1临床工作获得了2014年的克雷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转到美国凯龙公司工作后。我的研究工作转入小分子肿瘤靶点药物的研发。 虽然依旧在肿瘤领域。但是我们的研究方向却重新回到“杀伤”的思路。在“科雷疫苗”退出市场后，整个肿瘤治疗新药研发就一直被“直接杀伤”的策略独占，以至于其后几代的肿瘤药物研究人员都很难跳出这样一个禁圈。2006年在转入诺华后，我曾经再次提出要注意免疫治疗方向，但是这种建议被“非直接杀伤”的原因而拒绝了。当时我所交流的都是在肿瘤药物研究方面非常有经验和学术地位的研究人员，这说明要让优秀的科学家跳出常规思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肿瘤免疫治疗已经是遍地开花，似乎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事。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依然仅仅是因为别人给他画了一个圈？

科学发展需要扎实的功力，但是也更需要有想象力，以及一种坚持不舍的“上下求索之”的精神。 最近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 我找到2008发表的一期《国际医药动态杂志》（Trends in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BI）。这是由数个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主办，而由我担任主编的一份杂志。2008年的这一期则是专注在当时知者很少的 “肿瘤免疫治疗”上。组织这样一期杂志自然是因为我自己的坚持，也是因为得到朋友的支持。在小分子抗肿瘤药物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基石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都不曾想到10年后，肿瘤免疫治疗会成为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世界主流。但是回顾这样一段历史依然让我觉得感慨万千。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确实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2012年一个以成人预防性和治疗性疫苗作为主要研发方向的公司在江苏南通成立了。这个公司的研发管线种既包括了抗病毒感染的治疗性疫苗，也包括了抗肿瘤治疗性疫苗。而这些产品在当时都是很多人闻所未闻的。自然也没有得到很多资金方面的资助。虽然无法判断这个公司的前途，但我们就这样坚毅地起步了。2018年由于肿瘤免疫治疗在全球发展，我们又成立了专注于治疗性肿瘤疫苗的公司“欣生元”。这家公司目前有两个临床在申报之中。我门希望能一步一步和大家一起推动抗肿瘤疫苗的发展。

也正是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的经历最终促使了我们和《医药经济报》的合作。 从开始的《免疫大讲堂》到现在话题更加广泛的《新视角》，这一合作至今已经转眼四年多了。而我收集的专栏文章页已经出版了三本专题册子。今年以来，我们的话题更加集中于新冠病毒流行以及围绕新冠肺炎的免疫问题。如果说这次突如其来的世纪性的全球病毒大流行会可能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话，那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免疫功能才是我们抵御外缘性和内源性敌人的最后的长城。

回顾这飞逝而过的40年，我不知道是否完成了一张让我的老师们满意的考卷。但我所做到唯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追求创新。细想来，这种创新的欲望和动力源自于我童年时就有的那种对世界和科学的好奇心。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即使活到300岁，人也应该保持有一半的童心。我希望40年后的《医药经济报》也能够永远保持她创业时的那种也许是非常天真的初心。